中华文化无“理”有“害”论

高懿德

2020年3月22～26日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的这句话虽然在今天仍言犹在耳！但殊为可惜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迄今为止总体上仍然未能拥有真正的理论思维，从而不仅仍然没能站在科学的最高峰，而且仍然时刻备受传统文化非理性思维的严重束缚而致使思想与文化徘徊不前甚至经常面临倒退的风险！

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根源首先在于中华民族所谓的悠久辉煌灿烂却极其非理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无所不在的诱惑和束缚，其次在于中国上一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承载的现代理性文化启蒙运动的中止与搁浅。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与文化无疑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存在起过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基本合理而有益的文化，就如对西方文明发展一直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基督教一样。实际上，自古以来的中华思想文化传统总体上是感性直观和似是而非的无“理”文化，表现在思想方式的感性直观而无理性推证、思想形式的直觉独断而无逻辑推证、思想内容的有道理而无真理、思想形态的有思想而无理论四大方面的致命性缺陷。这些致命缺陷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正是这些致命性缺陷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长久以来迄至今日的无理化状态，阻碍了中华民族生成科学和哲学理论思维的进程，阻断了中华民族站上科学最高峰的道路，迟滞了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步伐！然而，当今大多数中国人却仍然没有看到这些致命性的缺陷和危害，还在迷恋于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并孜孜以求之。实在是悲哀之至啊！

鉴于上述原因，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计，必须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上述弊端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批判，以警醒国人认清真相勿再沉迷于蒙昧的过去，启蒙自己的理性养成科学与哲学的理性思维，发现和创造现代和未来的理性思想、文化和文明。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一、理性及其基本形态、形式、功能和原则

1.理性的本质

理性（reason或rationality）概念源于古希腊语的逻各斯（λόγος）。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天地万物具有的一种隐秘的智慧或理性，是统帅世间万物生灭变化的根据或规律。这里的万物存在的根据或规律即逻各斯就是理性的第一种含义。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主体有两层内容，内在的逻各斯是理性的本质，外在的逻各斯是表达逻各斯理性的言说。这里作为表达逻各斯理性的言说理性，就是理性的第二层含义。

古希腊的阿那科萨哥拉指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唯有“理性”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这里的理性就是揭示“始基”的工具。

其实，“逻各斯”或“始基”就是世界和万物的规律和本质，也就是世界和万物存在的真相或“真理”，它们是理性的真正内容；而表达它们的“言说”或揭示它们的“理性”，则不过揭示和把握它们的基本方式或形式。

这说明最早的理性概念就是逻各斯真理与其言说或把握形式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在今天看来，这种相关性含义说明了理性与真理的根本性对应关系。

在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中，理性这一概念作为逻各斯真理的含义已经褪去，而只剩下了把握逻各斯真理的理性认识活动及其理性化形式这一科学性含义。

现代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从低到高的活动阶段和形式，认为感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只能把握事物的表面现象即表象，唯有理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相或“真理”——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理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

2.理性与真理的关系

感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是认识和把握客观真理（世界的真相）的引桥，理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则是从感性认识中发现和揭示客观真理的根本途径和形式。因此，唯有理性的活动和方式才是发现和揭示真理的关键所在，没有这样的理性的一切感性认识活动及其形式注定把握不到客观真理！

由此可知，理性也是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尽管不见得能够做到这一点。

3.理性的基本形态

有两种层次由低到高的理性形态，即哲学上讲的知性（即抽象理性或抽象肯定的理性）和理性（即狭义上的理性，亦即“辩证理性”）。

知性或抽象理性是最低层次的理性，其本质是对感性提供的具体物象进行抽象和分离，形成和提供供理性思维的具有普遍性的抽象规定即概念。这就是说，知性是“意识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 ，是产生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判断的能力。

知性在性质上是用概念去把握对象的一种认识活动。这表明知性已进入思维阶段，已经跨入理性思维的门坎。

知性在功用上即是从感性认识中发现和揭示出各种片面性的客观真理，形成具有分离性、片面性和坚定性的规定性（真理）。

知性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只抓住有限的范畴，把抽象的同一性看作最高原则，从而具有有限性、抽象性、普遍性、同一性、坚定性、明确性、分离性、片面性等特征。

知性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理性认识的开端。因其抽象同一性和确定的分离性（区别性），不能把握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事物和世界整体，从而有待于由知性达到辩证理性。

辩证理性是高层次的理性，它是各个分离而片面的知性真理的辩证统一体，它包含了知性的所有内容，又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

4.理性的基本形式

与理性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应，便有两种最基本的理性活动形式，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是知性活动的基本形式，因而也就是知性逻辑，是坚持抽象同一性拒绝矛盾的逻辑形式。

辩证逻辑是辩证理性活动的基本形式，因而也就是辩证逻辑，是坚持对立统一而体现着矛盾辩证法的逻辑形式。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有如下基本关系：辩证逻辑以形式逻辑为基石和基本形式并蕴含着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辩证逻辑中表达着辩证逻辑。

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都是思维形式对客观世界的客观逻辑的反映和体现，因而其形式过渡上都具有必然性，从而也因此而能够成为揭示和把握世界的客观逻辑或客观真理的不二法门。离开逻辑的任何认识虽然可能对揭示和把握真理有所助益，但都不能揭示和把握到真理！

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学问统称为思维逻辑学。

5.理性的基本功能

理性的基本功能就是揭示和运用客观真理。这里的客观真理就是世界的本质、规律和真相三层面，归根到底就是世界存在的客观逻辑。

6.理性的基本原则

理性把握的是世界的本质、规律和真相，因此，必须坚持如下三条相关性思想原则：

第一，充足理由（或充分根据）是最基本的思想推证原则。世界万物间最普遍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一切现象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充足的理由或根据，没有充足理由和根据的事物或现象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这种客观逻辑决定了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结论必须由充足的理由或根据给出，没有充足理由或根据的任何结论无效！

第二，经验证实（即实证）是最基本的经验推证原则。科学必须坚持刚性的经验证实原则：科学真理要求获得绝对的经验（试验）验证或证实，否则不成为科学真理而至多是科学性假说。实证理性可以说是科学最核心的理性原则。哲学由于涉及到无限性领域，不可能完全由经验证实，但必须由已有的人类所有经验总体来获得相对的验证和支持：哲学真理首先必须以科学实验和科学真理为依据，不能违背基本的科学实验和真理；其次一般应与人类所有经验总体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如无充足理由不得与之冲突。

第三，逻辑必然性是最基本的逻辑推证原则。思想或理论的基本前提必须确实可靠，由前提到结论必须存在着由因（根据）及果（结论）的必然性联系，即必须有着由此达彼的必然的逻辑推出关系。

这三条原则可称之为理性的三大基本精神。

充足理由或充分根据作为最基本的思想原则或精神，体现为思想的根据与结论之间的因果必然性推证关系。经验证实原则和逻辑必然性原则是它的两大层面的体现：经验证实体现着主观思想作为结论与外部客观根据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关系；逻辑必然性原则体现着主观思想内部根据与结论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关系。

这三大原则都是理性的必要而充分的根据，违反了其中任何一条，都会使理性及其结论的真理性大打折扣。如果完全不遵循上述原则，就是完全非理性而毫无真理性了。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理”性

迄今为止，所谓的中华文化就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即指由中国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奠定而后传至今的思想文化传统，其中，思想是其基本内核，主要有儒家、道家以及后来传入而更新的佛家，即所谓的儒、释、道三家。至于先秦时期百家中的其他各家之思想，后来基本消声遗迹而无多少影响，故不在传统之列。

众所周知，从影响程度看，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绝对的主导，道家与佛家只是陪衬而已，虽然也对中华民族产生过比较深刻的影响，但远不能与儒家相比。就此而言，儒家与道家和佛家是一主二辅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三支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都是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前现代感性的非理性文化，基本上都是无“理”的文化，表现在思想方式的感性直观而无理性推证、思想形式的直觉独断而无逻辑推证、思想内容的有道理而无真理、思想形态的有思想而无理论四大方面，总体上就是感性“觉得”的道理性思想和文化，而不是理性推证的真理性理论和文化。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方式上的无理性表现在感性直观而无理性推证。

迄今为止，人类的思维方式已经经过了三大阶段，即人类童年时期素朴的直观思维，近代社会的知性形而上学思维，现当代的理性思维。但是，中华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却一直维持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素朴直观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哲学范式加以改变，但没有带来根本性与全局性的改变。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萌芽和奠基时代，也是迄今为止文化最为丰富多样的时代。那时几乎诞生了各类文化形态的萌芽。诸子百家多彩纷呈，据传各种学术派别有189家之多，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就有12家，分别为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最后确立儒家、道家、墨家三大思想体系。从思想领域看，作为科学之萌芽，道家属于自然哲学，儒家属于社会伦理与政治哲学、墨家属于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和科技哲学，名家属于逻辑学，农家属于农业科学，兵家属于军事科学，医家属于医学，纵横家属于外交之学，小说家属于文学……等等。可以说，这时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往后发展出比较全面的理性科学形态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技等科学的所有萌芽，也包括关键性基本条件的萌芽——即实证理性和形式逻辑的萌芽。如果这些萌芽在以后时代都得到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一定后产生出比较健全的知性化与理性化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从而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的直观思维与思想形态而进入理性的、科学的思维与思想形态，把握到世界的真理之所在。但遗憾的是，汉代确立后贯彻于近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战略几乎堵绝了儒家以外的所有思想派别，致使它们中的大多数尚处于萌芽之中即被扼杀，尤其作为中华民族正常发展关键性基本条件的具有科学理性之萌芽的墨家学说和具有逻辑学之萌芽的名家学说，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至于一些勉强生存下来的思想流派或形态，如农学、医学、军事学等，其后来的发展也因为以上两大基本条件的被扼杀而没有了成为理性科学形态的可能，而仍然停滞在古老的直观非理性、非科学形态中。

为什么中华民族历史上没有诞生出科学来？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只有具备了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这两大条件，才会有产生科学的可能。虽然中国古代拥有着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技术，但是却缺少着这两种条件，所以不可能会产生科学。爱因斯坦的这个看法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同。

科学必须是理性的，起码必须是知性的。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形式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知性的，而是感性直观即非理性的，从而，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出科学是必然而合理的。

无论是儒家的思想系统，还是道家、佛家、农学、医学、军事学等的思想传统，它们均是一些感性直观的思想形式，表现为用一些直观形象的表象概念及其关系来表达一些所谓的道理，用一些个例、比喻或类推来模模糊糊地阐释它们，使它们成为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不见得有道理而往往似是而非的模糊性思想，而几乎见不到一个严谨的逻辑推证与定义的概念和原理，更不用说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了。儒学的四书五经及其宋明理学著作及其所包含的儒学思想，道家的《道德经》及《庄子》等所谓经典著作及其所包含的道学思想，佛家的《经藏》、《律藏》等文献及其所包含的佛学思想，均是如此。至于农学、医学、科技的著作与思想更是无不如此！

其次，思维方式的感性直观无理性推证直接体现为思想形式的直觉独断而无逻辑推证。

感性直观的非理性思维形式必然把凭感觉直观到的表象直接断定为真理性结论，而无需任何逻辑推论，至多佐证上一些表面相近的实例而已。所以，以感觉直观为根基的直觉独断作为非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形式。

翻遍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文献，几乎尽是一些直觉独断性的观念之集合。仅以一些经典著作与思想论，不仅可见一斑，而且极为典型。

儒家的经典文献与思想即是如此。《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但对其只有独断性论述，所谓的“仁者爱人”这一核心之说，也不过是独断而已。至于其他则更无需多说。《孟子》多是通过讲故事譬喻和类推相关道理，但譬喻和类推出来的“道理”不仅无法确证，而且往往似是而非，如《梁惠王》篇对义利关系的说明就是如此。《中庸》独断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却没有对它们阐释性界定和证明；其以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发来说明“中”与“和”，根本就是无厘头；其以“中”为“正”也没有说明根据；其以致中来求和的“致中和”也未见合理之根据。《周易》更是一些独断性词语的堆积。《周易》说“天行健”、“地势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可以见得？

道家的经典文献与思想也是如此。《道德经》没有严格定义一个概念，包括对其核心的概念“道”本身也是如此，其思想基本都是独断，例如，所谓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其典型；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如此。总之，通篇如此。至于《庄子》之篇章，也复如是，例如“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之论，便毫无经验和逻辑之推证。

佛教思想常常被誉为古代思想中最有逻辑和深度者，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事实是它并非原产于中国，进入中国后的改变又恰恰伤害了它的逻辑和深度，而且它的逻辑和深度也没有给予中华民族以真正全面而深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的所谓逻辑，骨子里仍然深深地根植于感觉直观，例如，它对佛性真如“真空妙有”的理解即是如此。

至于那些农业、器物制造技术等领域的著作所载，多是一些具体的技术观念，几乎没有原理性思想。即使像有着“深厚”“理论”的传统医学，其实都是一些直觉独断不能证实的伪理论而已。

感性直观思维及其直觉独断形式是根本排斥逻辑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传统文献都没有严谨的逻辑推证过程和系统，没有逻辑严谨的各部分具有必然性联系的思想理论体系，稍成系统的一套思想中各部分思想之间只有勉强的感觉或觉得如此的联系，至于这些联系是否具有必然性则无从确定。

再次，思想形式的直觉独断无逻辑导致了思想内容的有道理而无真理。

思想内容上看，没有逻辑推证的传统思想文化，基本上是有道理而无真理，甚至大多数思想内容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而是基本错误的。其一，思想的内容基本都是来自于经验直观的现象性认识，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成立的，但未必是客观的真相和必然性的本质与规律。譬如，儒家的天道论、仁本性、性善论、义利观、良知说、德政观、孝道论、三纲五常……等等，都是由一些片面性现象甚至假象归结而来的，是无法保证它们的客观真实性和必然性的！道家的道论及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也是如此而来的，其荒唐无据和荒诞不经已经达到了极端。道家的“道”是凭空而造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思想根本就是依据狭隘经验作出的瞎扯！所谓的“道法自然无为”论只是凭借对自然现象的主观感受的独断，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推证，是否是真理还无从确证。一些素朴的所谓的辩证法思想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抽象出真理性的结论。传统的所谓“科技”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真理自不必说，单就其技术而言也不能算作是奠基于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至多是一种经验技术而已。传统医学的所谓“医学理论”虽然有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看根本不是科学的“医学理论”，而是伪“医学理论”。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没有严谨的真理性内容，即使那些看起来有道理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片面性道理，更多的内容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基本思想大多是根本错误的东西。总之，在其中很难找到比较全面合理的真理性道理。

最后，思想内容的有道理而无真理直接表现思想形态的有思想而无理论上。

理论是将严谨定义的一组概念通过逻辑推演过渡形成的概念逻辑体系。科学学意义上的理论严格指科学理论，是人类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类型，论题—论据—论证的逻辑推导过程来认识、把握世界的逻辑体系，包括知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理论两种形态。

传统文化的各领域表面上似乎有着彼此联系的概念系统，但它们的概念并非严谨定义的科学概念，概念之间的联系只是概念的感性表象间的连接，基本没有必然性，毫无概念间的逻辑演绎和过渡，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至多是一些不具有必然性的思想系统，而不可能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理论体系。

三、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有“害”性

我们知道，能够揭示和表达真理的只能是理性，感性的非理性文化不可能揭示和把握真理。因此，传统的感性直观思想与文化绝对不能成为揭示和把握真理的途径、形式和载体。但是，这种文化却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渗入骨髓的历史性影响而不易除去，从现实上看，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理性化和科学化，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和步伐。

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如下巨大危害：

第一，极大地固化着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思维方式，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民族发现真理、创新科学理论的道路。

这种思维方式简单易学，人人容易上手和轻松掌握，而且人人皆感觉合理有效。这与理性思维的难以理解、学习和掌握形成鲜明的对比。

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国人认定这种思维方式远比逻辑和科学高超高明得多，认为它是超逻辑、超科学的，逻辑和科学只能发现有限性真理，它却能够发现无限性真理。其实，这不仅搞反了，而且搞错了。首先，感觉只能感觉和知觉有限的事物而不能感觉和知觉无限的事物，更不能揭示和把握世界的真相、本质和规律，科学能够揭示和把握有限的真理，哲学则能够超越有限而揭示和把握无限的真理。

其次，造成了国人拒绝和排斥理性思想形式——即逻辑和实证——的倾向，使国人沉湎于感觉理应如此的主观臆想之中，阻挡了逻辑与实证地专业研究科学理论与学术的兴趣，阻碍了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有术有学而无真理性理论。

最后，使国人沉湎于对过去所谓灿烂文化的狂热性迷恋、崇拜和自信中，导致中华思想文化的大倒退，走向错误的泥潭！

许多国人迄今仍然迷恋于传统的国学而不能自拔，认为国学就是最正确、最合理，优越于当今全世界一切文明的文化，力图将国学复兴重光于当代，并幻想以此去领导和管理全世界。真是令人无语。传统文化属于非理性、非真理的文化，只能适用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理性文明的真理、逻辑和价值不但不搭界，而且有根本冲突，因此，复兴传统以领导世界的做法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毫无疑问，中国的未来必须走现代化的理性文明，而且很可能要走向后现代的理性文明。因此，只能走现代文明的新路而不能走传统文化的老路，只能靠创新理论来引导走向未来后现代的理性文明，而非走回落后愚昧的非理性前现代时代。

事实上，从今天的眼光看，国学多国渣，极少有精华。因此，尽管可以借鉴过去，但更根本的是要立足现在去创造未来。